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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安北周粟特人墓和瀱宾人墓的葬制和葬俗

选自《考古》2008年第10期 王维坤

200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首次在西安市北郊发掘了一座北周时期的粟特人安伽墓。2003年6月和2004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该处先后发掘了同属于北周时期的粟特人史君墓②与康业墓③。2005年9月，西安市北郊南康村村民在基建工程中，又发现了一座北周时期的商宾国婆罗门后裔李诞墓④（图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前3座墓葬是北周时期粟特人的墓葬。他们主要生活在阿姆河、锡尔河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后1座墓葬是严宾人的墓葬。瀱宾国（kasmira）,古西域国名，都城于南北朝时作善见城，位于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附近，地跨巴基斯坦与印度两国。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西安北郊一带不仅是北周时期粟特人的墓地，而且也应是包括处宾人在内的旅居中国的外来人的墓地所在。这几座墓葬虽都是北周时期旅居中国的外来人墓葬，但其葬制和葬俗却不尽相同。本文拟利用这些考古资料，来探讨古代西域粟特人和瀱宾人的葬制与葬俗，以及如何受到北周葬制与葬俗的所谓“汉化”影响。同时,研究古代北周粟特人墓和瀱宾人墓的葬制与葬俗，对于中西古代文化交流以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北周粟特人和瀱宾人所使用的葬制与葬俗

（―）安伽墓

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西北约300米处，西距西汉、北周长安城约3.5公里，北距渭河不足5公里。该墓坐北朝南，方向180度。全长35米，由长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2道砖封门、1道石门、单甬道以及单砖室墓等七大部分组成（图二）。石门的门砧呈长方形，有1对石狮面南蹲坐在门砧两侧。另外，在第1道封门内侧，第2道封门内、外两面及砖缝，石门额、门框的上半部和1对石狮的表面都残留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在甬道内距石门0.7米处放置有墓志1盒，摆放位置为面北而读。墓志北侧和东侧分别放置着墓主人的遗骨及铜带具1副，人骨分布较凌乱。部分骨头表面局部为黑色，可能是火烧烟熏痕迹，估计应为二次葬。甬道内显然是曾经遭到火焚，顶、壁白灰表面焦黑并大面积脱落，墓志、人骨甚至地砖底、侧面都有黑色烟食痕。人骨经韩康信先生鉴定为一年龄在50岁以上的男性个体，其种族为高加索人种中亚两类型或帕米尔一费尔干类型，这与墓志中有关安伽的记载是不谋而合的®。因此,我认为韩康信先生将墓中遗骨断定为安伽本人遗骨的结论是可信的，同时遗骨上的火烧烟熏痕迹有可能与他们的葬俗有关。

（二）史君墓

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距西汉、北周长安城5.7公里。该墓与西南面的安伽墓相距2.2公里。史君墓也是坐北朝南，方向186度。全长47.26米，由长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1道砖封H（从史君墓所发表的平、剖面图菓看，这道墓门实际上就相当于安伽墓的第1道、第2道封门）、1道石门、单甬道以及土洞单墓室等七大部分组成（图三）。墓内出土了石椁、石榻、金戒指、金币以及金饰品等珍贵文物。其中,石刻上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作装饰图案。经报告者初步观察，图像涉及汉文化和袄教等内容。据石椁上的题刻记载，墓主姓史,为北周凉州萨保。在当时，可以说这是继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之后有关袄教的第三次重大考古发现。

（三）康业墓

位于炕底寨村西北，南距北周安伽墓150米，西距西汉、北周长安城3.5公里，东距北周史君墓约2公里。该墓坐北朝南，方向179度。为长斜坡墓道穹隆顶单室土洞墓,平面呈“甲”字形。主要是由墓道、1道砖封门、1道石门、甬道和单墓室五大部分组成（图四）。

墓道位于墓室的南侧，从其底部呈斜坡状来看，发掘者推测原应有长斜坡墓道、天井和过洞。上述推测，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其他3座墓的形制也可以视为佐证。由于墓道部分破坏极为严重，其开口的长度及其具体结构不可得知。值得一提的是，在墓室靠近甬道口处放置着1方墓志，在北侧中部近靠北壁放置1具围屏石榻，在墓室的墓志与石榻之间还发现了1层草木灰，显然是与葬俗有关。不仅如此，在石榻之上放置有1具人骨，保存情况完好，头向西，面朝上，仰身直肢。人骨之下还有数层丝绸痕迹，腰部出土有铜带扣及腰带饰品。另外，死者不仅在右手中握有1枚“布泉”铜钱，而且还在口中含有1枚东罗马金币。康业墓的这种葬俗，我认为应与我国传统葬俗死者口中含币、手中握币有关。

（四）李诞墓

位于西安市北郊的南康村村中略偏南，南距北周康业墓约0.5公里，距安伽墓约0.65公里，东距井上村北周史君墓约2公里。该墓坐北朝南。为长斜坡墓道穹隆顶单室砖墓，平面呈“甲”字形。主要由墓道、两道砖封门、甬道和单墓室等四大部分组成。由于墓室南侧的墓道被压于现代民房之下而无法进行发掘，仅能辨认出墓道的底部为长斜坡式，其余结构情况不详。葬具为1具前高后低、前宽后窄形的汉式石棺，主要由盖板、底板、前挡板、后挡板、左侧挡板、右侧挡板六大部分组成（图五）。

该棺东西向置于幕室中部，高端朝西。在石棺的表面，铁刻有各种图案和纹饰。其中，盖板为伏羲女娲图案。左侧为女娲，右侧为伏羲，均作人首蛇身，身穿敞口交领宽袖衣，蛇身均内卷，未相交，身饰鳞片。前挡板中间刻有一门，门框涂红彩，门上有3排乳钉，每扇门上下2排各6个，中间1排4个乳钉，内侧浅浮雕一门环，乳钉贴金,仅下方2排保存较好。后挡板刻有一玄武，龟作行走状，双目圆睁，张嘴吐舌，蛇缠绕龟身从其尾部翘起。左侧挡板中间刻有一龙，龙身修长，张嘴，露齿，瞪目，肩生翼，四肢腾空，作腾飞状。右侧挡板中间刻有一虎，张牙咧嘴，双目圆瞪，肩生翼，足、尾与龙相同，作飞腾状。该墓汉式石棺内置2具人骨，保存完好，均为仰身直肢葬。北侧人骨略压于南侧人骨左手之上，头均向西，面朝内侧。南侧人骨外裹有3层布,其中最里面为白布，北侧人骨也裹有数层布。特别是北侧人骨的口中还含有1枚东罗马金币％这些都是研究死者口中含币习俗不可多得、可供对比的实物资料。

二、北周粟特人墓和瀱宾人墓在葬制上的“汉化”

笔者曾对秦、汉、魏、晋、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的陵墓制度进行过比较研究，认为:“北朝制度是在魏晋制度的基础上直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因魏晋制度则是承袭了秦汉之制，隋唐制度又是承袭了北朝之制，反映在丧葬礼仪制度方面亦然如此。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包括干陵在内的唐代帝王陵寝制度,显然都是在秦、汉、魏、晋、北朝以及隋代帝陵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与衍变而来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方中’封土堆与'方中’墓穴的大型陵墓主要流行于秦汉时代，经过魏晋时期的暂短过渡，一下子被北周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多过洞、多天井、多小龛、甬道、土洞单室墓（不过，这一时期的有些墓还附有后龛）所取而代之”®。如北周武帝孝陵的总体布局为坐北朝南，墓道方向为南偏东10度。全长68.4米，主要由长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1道土坯封门、1道木门、甬道、土洞式单墓室以及后龛室九大部分组成⑪。另夕卜，1986-199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咸阳国际机场建设时共发掘了14座北周墓。其中有拓跋虎墓、叱罗协墓、王德衡墓、若干云墓、独孤藏墓、尉迟运墓和贺拔氏墓、王士良和董氏墓、3~6号墓和第11号墓、第13号墓、第14号墓以及侯子钦墓。这些墓葬也是坐北朝南，主要由长斜坡墓道、天井、过洞、壁龛、土坯封门或者砖门、木门、石门和甬道、土洞单墓室以及后龛室几大部分所组成。北周时期，天井的多少虽说与造墓工程施工有着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与其等级相联系，天井的多少已成为墓主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北周开始，天井墓似乎已经打上了封建等级的烙印⑰。这种情况，也见于长安县韦曲镇北堀的两座北朝墓中％

综上所述，北周粟特人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以及瀱宾人李诞墓这种坐北朝南，主要由长斜坡墓道、天井、过洞、封门、甬道、土洞单墓室所构成的基本墓葬建制，应是直接模仿和承袭北周葬制。尤其是身为北周凉州萨保的史君墓，其墓葬总长已达到了47.26米,居然还使用了5个天井。由此看来，北周粟特人墓和瀱宾人墓不仅在墓葬形制上受到了“汉化”的极大影响，而且带有等级色彩的天井制度也被他们模仿和承袭。另外，李诞墓所使用的葬具为前高后低、前宽后窄形的石棺。这说明李诞墓也受到了所谓“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的“汉化”影响，与他们传统的葬俗“火焚水沈，西戎之俗”⑭显然是有区别的。尤其是石棺盖板上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伏羲女蜗图案，这本身就是北周时期外国人墓葬受到“汉化”的真实写照和最好诠释。

三、北周粟特人墓和瀱宾人墓在葬俗上的“汉化”

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是，在这4座墓葬中，除安伽墓之外，其他3座墓各出土1枚东罗马金币，而且李诞墓和康业墓所出金币直接岀自死者口中。此外，康业墓死者右手中还握有1枚“布泉”铜钱。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受到了中国传统葬俗死者口中含币和手中握币的影响。2003年,我曾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发掘出土众多死者口中含币实例进行过对比研究⑮。随着口中含币实例的不断发现，不少中外学者对这一分布范围大、时代跨度长、地域性较强的葬俗纷纷撰文立论。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观点：第一，以英国学者斯坦因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口中含币习俗是“古代希腊人的习俗”®。第二，以夏鼐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指出，“死者口中含钱的习俗，斯坦因认为是与希腊古俗有关。古代希腊人将一枚货币’奥博尔’(Obol)放于死者口中，以便给阴间的渡船人查朗(译为'凯伦’(Charon)较为确切)作为摆渡钱。这种说法最近仍有人附和。实际上它是受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流毒的影响，事实上证明它是错误的。我国在殷周时代便已有死者口中含贝的风俗，考古学上和文献上都有很多证据。当时贝是作为货币的。秦汉时代，贝被铜钱所取代，将铜钱和饭及珠玉一起含在死者口中，成了秦汉及以后的习俗。广州和辽阳汉墓中都发现过死者口中含一至两枚五铢钱。年代相当于高昌墓地的河南安阳隋唐墓中，据发掘者说，也往往发现口含一两枚铜钱。这种风俗,一直到数十年前在我国有些地区仍旧流行。正像高昌墓中的汉文墓志、汉式土俑或木俑、汉文的'衣物疏’等一样，高昌这种死者口中含钱的习俗当溯源于我国的内地”⑰。第三，以日本富山大学小谷仲男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死者口中含币这一习俗，并非从中原传入吐鲁番，而应该考虑是由吐鲁番传入到中原内地的可能性”e°第四，以罗丰先生的观点为代表。据罗先生考证，“从死者口含、手握外国金银币习俗的总体分布情况看，新疆吐鲁番是这种葬俗的集中分布区，进入内地则与粟特人的具体流向有关，固原、西安、洛阳、内蒙古水磨沟和朝阳地区都有明确的粟特人指向。葬仪是中国古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寓中国的粟特人在入乡随俗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妥协。当然这种妥协的基础，是汉地葬仪形式代表了潮流化的方向，使每个生活在中国的粟特人不能不考虑接受。长墓道、多天井的土葬形式，记载自身生平事迹、家庭来源的墓志均为粟特人所接受并使用”。他还明确指出，“口含、手握金银币理应被看作是粟特人流寓中国后演进出的一种重要葬俗。史君墓发现的金币再次表明这一葬俗是特定人群的习俗，或与文献中'随身诸物，皆置冢内’的记录颇相吻合。吐鲁番地区居民构成复杂，墓葬材料没有完全公布，现在资料展现出这种习俗有向非粟特人群拓展的倾向。西安独孤罗、贺若厥夫妇墓口含金币则属一个异例，恐怕我们不能不注意他们在河西胡人聚集区长期生活的背景。内地有无向非粟特人群传播则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课题。口含、手握金银币的习俗由于葬仪的私密性，其深刻的含义并不为普通中国民众所了解，文献中所见胡人与珍宝的故事可看作当时普通民众对这一习俗一般性的解读”⑲。

而对于这一葬俗,笔者与其他几位学者的观点则大不相同®。隋唐墓葬所见死者口中含币主要是隋五铢、开元通宝、干元重宝，其次是拜占廷金币和波斯银币。从出土地点来说，除中原地区之外，在边陲地区的新疆等地也屡见不鲜。这表明，死者口中含币这种习俗，不仅是隋唐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而且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并不是来自西方的葬俗。隋唐墓葬出土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很显然是来源于秦汉时代的死者口中含币（五铢钱）习俗。如果再向上追溯的话，其前身就是商周时代的死者口中含贝、含玉习俗和新石器时代的死者口中含贝壳、蚌壳及石块的习俗。在长达五六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这一葬俗始终贯穿于整个历史时期。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的汉族居民和少数居民中，仍残留有死者口中含币的孑遗。

1995年，李朝全先生撰文对口含物习俗的种类及其含义进行了颇有意义的尝试，并将口含物习俗分为“生含”和“死含”两种类型。同时还对“口含小球是夷人风俗（图腾崇拜）的一种，它可能说明口含小球的夷人是以鸟为图腾的（其祖先是吞鸟卵而致孕的）；口含小球也可能含有死后成仙的意义”的推测提出了质疑，“不甚妥切”的批评意见是恰如其分的。但我对于李先生的“生含”提法则看法不同。不过，在他看来:“生含，也称生哈，即人生前就将某些物品含于口内，带有某些特殊含义或作用。目前已知的生含实例仅见于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大墩子二类型的一些墓葬中。……根据已经发现的这些材料，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生含只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山东、苏北等局部地区流行的一种风俗。……正像大汶口文化有些拔牙的习俗可能是出于审美的需要一样，大汶口文化某些居民生含石、陶小球，可能也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这些石、陶小球也可能具有巫术般的特殊含义，对于生含者起着类似护身符或辟邪的作用”。即使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存在着“生含”习俗，但是我认为“生含”习俗与“死含”习俗之间未必就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仅凭迄今为止所发掘的考古资料下结论,似乎有点为时太早。

在这里，我认为所谓的“死含”就应该是“口实”、“玉含”与“饭含”。它应是死者口含具有货币职能——货贝的前身和最原始的随葬形态。即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死者口含贝壳、蚌壳以及石块的习俗，与其说是“死含”倒不如说是“口实据《公羊传•文公五年》载：“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赐。含者何？口实也”。何休注曰：“孝子所以实亲口也，缘生以事死，不忍虚其口”。《礼记•檀弓下》曰：“饭用米、贝，弗忍虚也。不以食道，用美焉尔”。《周礼•地官•司徒下》郑玄注曰：“饭所以实口，不忍虚也”。由此看来，“缘生以事死，不忍虚其口”才是生者对死者进行“实亲口”的初衷。这样的话，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岀现的死者口含贝壳、蚌壳、石块等习俗都应是“不忍虚其口”的具体体现。即使到了后代，“口实”披上了等级的外衣，但也丝毫没有改变“象生时食也”的实质。《春秋说题辞》曰：“口实曰啥，象生时食也。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贝”。可谓一语道出了“口实”的真谛。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是在口中“含物”习俗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比较有把握地说，死者口中“含物”习俗大约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姜寨第一期文化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葬俗不断向四面传播，口中含物也由原始社会乃至商周时期商品交换的媒介物——贝变成了秦汉至隋唐以来的铜钱。在中西文化交往频繁的汉唐时期，死者口含拜占廷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以及它们的仿制品的葬俗也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出现了。不过，从考古发现看，拜占廷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在我国西部,

考古尤其是在昔日的“河西诸郡”（今甘肃省境内）出土较多，而在其他地方相对出土较少。这种情况无疑是与金银币在这里的直接流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说成是《隋书•食货志》中所记载的“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的真实写照。文中的“金银钱”，应就是指“拜占廷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献所说的“不禁”，一方面表明了西域金银币同我国其他货币一样，政府允许它们可以自由流通;另一方面也同时暗示了西域金银币的广泛交易与流通，已达到了官想禁而又不能禁的严重地步。勿庸讳言,拜占廷金币和波斯银币是我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一种具有国际货币地位的通用货币，即使是它们的仿制品也具有同样的地位。因为使用贵重金属仿造铸币，其流通价值是相当的。既然这些西域货币在当时已经作为我国古代货币的组成部分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那么也可以同我国其他货币一样有资格作为墓葬中的随葬品。从其发现地点来说，在“河西诸郡”的丝绸之路沿线岀土为数不少的金银币绝非偶然，它与上述文献记载不谋而合。近年，从西安北周粟特人史君墓、康业墓及瀱宾人李诞墓出土的3枚东罗马金币，其中2枚明确出自于死者口中。这样一来,不仅将隋唐时期墓葬死者口中含金银币（即拜占廷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习俗的历史提早到了北周时期，而且也表明这些滞留在北周的外国人的葬俗在这时已基本被“汉化”。总之，死者口中含币这种葬俗，我一向认为它是我国最为古老的葬俗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葬俗，至少可以说是与古代西方粟特人、瀱宾人的葬俗大相径庭的。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死者口中含币、手中握币习俗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罗丰先生认为:“死者口手中含握金币，无论在中亚、新疆吐鲁番或中国内地，其所得到合理的解释应该只有一个，他们或同为中亚人，因此共同信仰一种宗教的可能性应是存在的。总之，虽然在死者口手含握钱币的习俗，起源于古代希腊，中亚地区的这种习俗与古希腊习俗也有着某种渊源的关系，但就其深刻含义而言，二者显然是有一定的差异。据推测，其与中亚地区流行的某一宗教，或与拜火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中国吐鲁番、固原、洛阳、西安等地死者口中含币习俗与中亚地区是一脉相承的。中亚、中国的发现表明，虽然古希腊习俗对其有所影响，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不同”①。从考古发现来看，我认为死者口中含币不仅与袄教（亦称“拜火教”或“火袄教”）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也与信仰袄教的粟特人的葬俗相去甚远。据荣新江先生考证:“粟特的葬俗有着明显的袄教色彩，与汉族的土葬完全不同。

据袄教经典和粟特地区的考古发现，信仰袄教的粟特人死后，尸体被专知丧事的人运到专门暴尸的高台（dakhma）上，让狗和飞禽来把肉吃掉，然后再把骨头放在骨瓮（Ossuary）中，埋入地下”。实际上，这种葬俗在下述所引历史文献《通典》中是有案可稽的。另据《隋书》卷83《石国列传》记载：“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韩伟先生断定这种场面“明显地描述了昭武九姓中的石国粟特人实行的是火葬”©之推论，我认为是准确无误的。

1997年7月，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隋代虞弘墓，墓志自叙虞弘为“鱼国尉纥鳞城人”。其中，岀土的1具汉白玉石椁和其上的图案纹饰极为重要。发掘者在介绍鱼国地望时说:“可知鱼国原位于高昌以西。再以石椁图像人物所着服饰与今出土西域诸国人物服饰资料相对照，就人物多饰长帔、飘带观察，与中亚、波斯所见图像中人物更为接近；再就图像中火坛观察，也与所见中亚和西亚波斯银币中火坛相仿”。显而易见，虞弘墓石椁图像的确有着明显的粟特地区流行的袄教题材色彩，或者说石椁图像就是我们至今还难以确认的袄教主题内容。对此，荣新江先生推测指出：“表明虞弘去世时，其葬仪可能是由粟特人操办的，所以在他的石椁上，浮雕了粟特系袄教的丧葬图像”。我认为上述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的。无独有偶的是，考古发掘的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的安伽墓首次出土了围屏石榻以及袄教祭祀图，反映的内容题材多为中亚人的生活场面和死后如何祭祀的情景。其中不乏有一些反映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的景象。据安伽墓发掘者介绍:“门额所刻绘的袄教祭祀图案中，人身鹰足神及两个供养人体质特征具有异域风格，其中前者表现更甚。供桌上摆放的器物及花果大多有异域风格，火坛的莲花座一般认为与异域宗教传入中国有关，但其伎乐飞天与传入中国的佛教伎乐飞天不管从造型还是服饰方面均看不出明显的差别。伎乐飞天是袄教与佛教在形成阶段的借鉴抑或是袄教传入中国后的中国化，目前还难以断言。但另一方面，伎乐飞天的体貌特征已具有明显的汉人风格，所以，我们认为门额图案已经是汉化的或者中国特有的袄教祭祀图案。围屏石榻左侧屏风三幅图案，出行图中的牛车与北周权白女墓（资料待发）出土的牛车基本相同，而人物面部特征大多与汉人相同；……后侧屏风六幅图案，第1、2、4、5等四幅明显为异域民族生活场景的写照，而第三幅则为异域人在中国生活的情景。……右侧屏风三幅图案，第1、2两幅应该是有异域生活的，而第3幅中的牛车及石拱桥应该说具有中国特色。……我们认为，石刻图案所反映的内容大部分为粟特人的生活场景，另有一部分则反映了他们旅居中国后的生活场面”。关于“人身鹰足神”的形象，也有学者称之为“人首鹰身”的“祭司”（图六），先后见于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的葬具上。对其名字和性质，曾有学者进行过一些初步探讨。如伊朗学者贾利尔•杜斯特哈赫先生认为:“人首鹰身”这种形象是琐罗亚斯德教中灵光神赫瓦雷纳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在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塔》中曾把赫瓦雷纳说成是“宛如矫健的苍鹰”。不过，这种“人首鹰身”的“祭司”形象，是否与我国考古发现的“千秋”、“万岁”陶俑©以及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3《对俗篇》记载的“千秋”、“万岁”©有何联系，我认为是值得研究的。另外，如果细心观察，还会发现一些与火葬有关的遗迹。“安伽墓没有被盗，骨架置于甬道内墓志后，有些散乱，股骨留有明显的火烧烟熏痕。值得一提的是，两重封门砖及甬道内有明显的烟熏痕迹，但烟灰发现较少，似乎甬道内经大火烧过，但这场大火似乎没有对围屏石榻产生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围屏石榻榻板上面除边沿外凿成涩面，似乎为铺毯而设。墓室中只有围屏石榻，而墓主人却躇缩于甬道内，不知围屏石榻为墓主人而设抑或是为神而设。这种情况是否代表一种独特的葬俗”。不可忽视的是，安伽墓尽管历史上未遭盗掘，但是随葬品却廖廖无几，只出土有1副石门、1具围屏石榻、1合墓志、1副铜带具以及若干鎏金铜薄片。而没有出土任何货币。另外，从隋虞弘墓发掘简报可知，考古工作者曾在墓室底祢发现了3枚“开元通宝”铜钱，在石椁顶上发现了3枚“开元通宝”铜钱，并发现了唐代后期的白瓷圈足碗，说明该墓可能早在唐末时已被盗掘。不过，我分析该墓与北周安伽墓的情况一样，当初是没有随葬任何货币的。既然如此，死者口中含币就无从谈起了。由此推之,信仰袄教的粟特人可能不存在死者口中含币的葬俗。

不仅如此,我认为西域其他国家似乎也不存在死者口中含币的葬俗。吐谷浑国是“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其王公贵人多戴藉传，妇人裙襦辫发，缀以珠贝。……风俗颇同突厥。丧有服制，葬讫而除”。如果“风俗颇同突厥”的话，那么吐谷浑就应该流行的是“火葬”习俗。据《隋书•突厥列传》记载:“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莹，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敬鬼神，信巫现”。很显然，突厥国与吐谷浑国都不存在死者口中含币的葬俗。党项国的情况是这样的，“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对于“无文字”的党项国来说，死者口中含币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高昌国由于是“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所以“火葬”当在情理之中。康国同样是“置于袄祠，……俗奉佛，为胡书”。另据《通典》卷193引韦节《西番记》以康国为例云:“国城外别有二百户，专职丧事。别住一院，其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耽如上所述，信奉袄教的国家和地区是没有死者口中含币的葬俗。

另据《隋书•女国列传》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霁猴”。这种葬俗，类似于我国传统的“二次葬”。凡是“釆用二次葬俗的民族都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血肉是人世间之物，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不死，只有等肉体完全腐烂后将骨殖埋葬，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不致滞留人间作祟为祸”。女国的二次葬俗，虽然同我国的“二次葬”不尽相同，但都是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这一点我估计是相同的。不过，所谓“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的做法，则与我国传统的口含金币和口含银币是不能相齐并论的。焉耆国“其俗奉佛书，类婆罗门。……死者焚之，持服七日”®。这种葬俗，是“火葬”最为清楚不过的例子。于园国同样是“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斋戒。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者，云是罗汉比丘比庐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迹。于闻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另外，吐火罗国“俗奉佛”®。挹怛国也是“都城方十余里。多寺塔,皆饰以金”。曹国的“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啊。上述这些信奉佛教的国家，理所当然流行“火葬”的葬俗。

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波斯国的葬俗较特殊，“人死者，弃尸于山，持服一月”。这类似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所流行的一种“天葬”。所谓“将尸体弃之荒野山地,任凭鸟啄兽食”®。因此，这种葬俗在我国的古文献中，又称之“鸟葬”、“兽葬”或“野葬”。最大特点是，人死之后不用棺椁，不入坟墓。如果不进行'土葬”的话,那么显然就不存在死者口中含币的葬俗。附国“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以两手掩面。死家杀牛，亲属以猪酒相遗，共饮瞰而瘗之。死后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这种葬俗，应是吐蕃“二次葬”动葬俗的前身。

总之，从西域诸国的文献记载看，至今尚未发现有记录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的实例。因此，我认为中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廷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并不是随西方所谓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传入的，而应该是中西之间长期进行国际贸易、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进而言之，虽说这种流向是自西向东不断地延伸开来，形成了西部（今新疆、宁夏、甘肃）地区出土较多、东部（今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广东）地区出土较少的格局。但这主要与当时金银币的流通范围和贸易中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假使忽视了这一点，也就难以究明事物的本来面目了。如果推测不错的话，北周粟特人康业墓在死者右手出土的1枚布泉和口中出土的1枚东罗马金币励就是关于中国传统葬俗死者口中含币、手中握币相结合的最好实例。所以，我始终坚持认为像康业墓那样在死者口中含有1枚东罗马金币和右手握有1枚“布泉”铜钱的葬俗如果不是被“汉化”了的北周葬俗又会是什么呢！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程林泉副所长为我提供了许多有关北周粟特人墓的发掘资料和若干张珍贵照片，并有幸参观了发掘现场和考古库房。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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