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世界秘籍(部落冲突秘籍)

《苍蝇·蚂蚁·蜜蜂》的故事来自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职业食品打假人。不同的打假团队会有各自的代号，苍蝇、蚂蚁、蜜蜂就是三类不同打假团队的代称。这个故事的创作者爱哲团队运营着一档声音节目，平常会收到很多来自真实世界故事的投稿。他们筛选之后会首先制作成节目，将原始素材进行符合叙事逻辑的编辑，再根据不同的情节需要设计专门的配乐，控制讲述节奏，最终的产品形态呈现出来像是有声电影。他们称之为“声音纪录片”。

《苍蝇·蚂蚁·蜜蜂》在投到薪火好故事大赛之前，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爱哲团队告诉界面文娱，他们在前期会做大量的采访，“其中80%的内容一定是细节、场景描写，你说什么、我说什么，然后我当时的表情是什么等，而内心的想法和意识形态可能最多占10%至20%的比例。”

要做一个声音纪录片，这样的操作是必要的，的确也如他们所说节目的最终呈现与影视作品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故事强烈的非虚构属性也给影视化改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评委们认为，现在“素材感太重”。

在工坊上，爱哲团队向韩家女提问：“真人故事改编如何判断适合不适合，有没有衡量的核心和要素？”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都会有真实事件或者人物的原型参考。韩家女的编剧代表作《我不是药神》同样是源于真人真事。这起事件首先被央视的记者报道，后来成功影视化。影片上映之后成为当年国产电影市场的黑马，并再次掀起一波对于真实事件如何改编的热议。

韩家女认为，真人故事改编的第一要点是其体现的东西有没有普遍性，这涉及普通观众是否能对故事共情，是否能被代入；另一点就是原型人物的配合度，就是授权。她指出，“授权”至关重要，但对于新人团队来说，这一点却常常被忽略掉。“我是从央视《今日说法》看到的，第一时间通过邮箱联系当事人，然后拿到了授权。”

袁媛对这一点也颇有心得，《滚蛋吧！肿瘤君》的改编方案也是第一时间得到了人物原型的认可，并且在一个小时内就拿出了获认可的方案，“你得想方设法打动对方”。

对于爱哲团队来说，获得真人原型的授权是必须的，但难度在于需要一一获得所有受访人的授权，并且还要对授权具体形式和权益分配进行妥善处理。爱哲团队告诉界面文娱，这项工作正在陆续进行中，但下一步更要紧的还是要引入职业编剧，改善当下过重的“素材感”。

诚意弥足重要。从进入创作流程，到最终面见观众，诚意反映的是创作者对现实的感知力和态度。

《姐姐的拳》是在工坊现场获得一致好评的作品，既有坚实的现实根基，也有丰沛的情感表达。作者虫安告诉界面文娱，“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讲一个牛逼的故事。”

“我想写有骨气的女主，但是是乡土里面的骨气。当遭遇到不公的事情，一般人理解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去诉说， 而具有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通常会觉得‘我应该孤注一掷博一下’。”虫安说，“这个故事讨论的是，假如会武功我能不能复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作者是男性，但写的是女性题材。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刻意迎合当下的女性议题。

“我有三个姐姐——显然是为了生我，我才有三个姐姐。我确实没有预设一个角度，就是从原生家庭的直觉去把握。”

不过，女性议题热又是无法避免的。虫安也不避讳去谈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无论从哪个点出发去做女性议题都是有意义的。“一方面，从统计的数字来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另一方面，女性意识正在觉醒，但是男权的意识没有消减，双方正处于对立的时期。”

男作者写女性故事，虫安也许是一个特例，大多数创作者的日常可能是，这种事我永远不可能经历但还是得写出来。一位参赛者提问，如何创作超出个人生活体验的故事？如何捕捉共情去构思普世价值？有什么技巧？

束焕认为，这里有一半是伪命题，不存在超越生命体验的情感，所有基本情感的逻辑大家都有体验。基于此，他总结了四大故事主题，即，爱、死、复仇、未完成的心愿魔咒。“后来有人跟我说这就是四大名著。《红楼梦》是爱，《三国》是死，《水浒传》是复仇，《西游记》是未完成的心愿魔咒。”

超出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情况当然是存在的。面对这种题材，需要做大量包括采访在内的案头工作，“没有体验的话千万不要去写”。束焕还有一个建议，要习惯失败，要头铁，要不断地写。

“《水形物语》的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曾经说，自己大概有二三十个作品没有拍出来，折合成时间的话大概是16年。相当于，他的人生有16年都‘浪费’了。这可是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得主，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事情！”束焕说，“但失败才有力量，因为这里有太多能够点燃我们的东西——励志青春，不仅是人物励志，自己也要励志。不要太功利，总想一招制敌。”

年轻人囿于“自我表达”，但真正的现实更广阔

在近期的一个创投活动上，有位评委在参加了两天的活动之后，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

“敲诈、骗保、黑社会、毒品、误杀、谋杀、性侵等等，永远到不了的远方和永远回不去的故乡……我看到这两天的年轻创作者，你们在中国历史最美好的年代，都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电影是梦，但一定不是噩梦。”

李捷感慨，创作的形式不应当大于内容。“这次薪火好故事大赛并没有把罪案题材放到里面。我知道年轻人很喜欢写这类题材，但把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虚构出来，就为了获得故事的复杂度，这样既不共情也无共鸣。”他表示，“我们的创作者还是应该努力‘励志青春’，我们也应该看到正能量、向上而温暖的故事。”

故事和现实当然都不可能永远都是阳光明媚的，但如何处理光明与阴影的关系，则是年轻创作者亟需厘清的。这同样不是一个能够一招制敌的秘籍。

在束焕看来，有些年轻创作者把深刻等同于批判，把批判等同于罪案，最后就变成了写人性阴暗面。“其实原因还是不自信。能够把《当幸福来敲门》拍精彩了那是本事，任何激烈的矛盾冲突都没有，就是一个人的奋斗史，特别的励志。”

张冀觉得，如果年轻的创作者热衷于写刺激，热衷于从其他影视作品中照搬桥段，那么笔下的故事是不可能引人共情的。一个好故事应当根植于当下时代现实的土壤。

“你去基层看看，这个国家的人都在奋斗，只有奋斗的人物才会创造精彩的人生。如果你心中没有那个土地，没有那个情感，就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感动你的人和事。”他强调，要心中怀着爱，怀着比创作本身更大的东西。

张冀告诉界面文娱，现在年轻一代的创作者，影像思维和技巧都不太缺乏，只要从生活中去找，就能得到远超臆造的东西。

但他所说的生活并非拘泥于自身经验。“你要多去别人的世界，多找真人真事，即便不做真改编，也可以做一个人物原型。”他还举了宁浩喜剧的例子，“例如《疯狂的石头》，故事很荒诞，但是人都是真的，都很泥土。”

在这次评审中，韩家女也感觉到，年轻的创作者们对于现实的认知有一定的偏差。“有的故事也不是他熟悉的现实，而是他觉得甲方会感兴趣的现实。”她告诉界面文娱，“好编剧的要求是比较会选题材，现在很多乱七八糟题材都是制片人和制片公司选的。一个编剧如果能自己选题材，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但这是否说明一个好的故事就等同于创作者的自我表达呢？人们也时常纠结于另一个问题，类型化创作的意义是否只是迎合市场，从而伤害创作者的自我表达？

“自我表达和自己表达不一样，不要以为年轻就有自我。你说自己青春的苦痛、爱情的幻灭，这个不能叫自我表达，只能叫自己表达。”张冀不认同这种对立，“当然有天才的创作者会被商业机制淹没，但普遍的概率比较小。”

首先要确定什么是“自我表达”。其次，类型和市场也并非与表达对立。“没有一个好的类型片是跟价值观相剥离的，总把两个做对立，你也是没有发展空间的。”

韩家女也同意，创作者在一开始原始积累的自我表达里，首先要确定到底有没有自我。自我表达不意味着就要做一些东西让自己显得跟别人不一样。

“在一个全球化甚至疫情后全球化时代，怎么做到本土生动的解释？这个不光是影视作者，而是大多数创作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张冀说。

要寻找到好故事，走到这里恐怕就不只是要见自己了，必然还要见天地、见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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