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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开始。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中革军委博古（秦邦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迫不得已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　

蒋介石命令参与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国民党北路军作战。至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8军团。

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苏区的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等地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协同北路军、东路军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在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攻占广昌，闯进了根据地北面的大门，并继续向我腹地推进。在南线，国民党两广军阀陈济棠，以李扬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编成第二纵队，共四个师和一个直属团，直逼会昌，连续向寻乌、筠门岭、会昌地区进攻，拼死力想要打开中央根据地南大门，威胁我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

我们红二十二师奉命在会昌和筠门岭之间的新开圩、站塘区一带，奋力抗击敌军。仗打得十分艰苦。

蒋介石接受了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堡垒战、持久战来消耗红军和根据地力量，叫嚷“把塘水车干好捉鱼”。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诬蔑毛泽东同志三次反“围剿”所采取的正确作战方针是“纯粹防御”、“游击主义”、“等待主义”等等。

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央宁都会议上，更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的意见，取消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在这条“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命令下，我们红二十二师被迫在寻乌、安远、武平、会昌地区分兵把口，同数倍于我的敌军对峙，拼消耗。这样，一月又一月地打了大半年，敌人越来越加强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根据地越来越缩小，红军物质供应越来越困难，指战员吃不饱，穿不暖，尤其是没有盐吃，浑身没有力气。同志们凭着高度的阶级觉悟，为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坚持战斗。

敌人攻击重点是筠门岭。这是粤赣闽边区的重镇。敌人妄图攻占会昌，必须先夺取筠门岭。筠门岭的前沿阵地是盘古隘，这是一个山垭，小道崎岖，地势险要。敌人迫近我军阵地修筑起钢筋水泥碉堡，排列起帝国主义供给的各式大炮。我师一个加强排扼守盘古隘，只能用树木、泥土、石头修筑碉堡，在敌人炮火下，同钢筋水泥的碉堡对垒。

四月中旬，敌人第八师倾巢出动，用整团整团的兵力，开始强攻盘古隘。他们先派两架飞机轰炸，继用大炮轰击，山垭上土石崩裂，我土木碉堡全被轰毁。战士们利用地形顽强抗击，特等射手一枪击中敌团长邱福成，将他击成重伤。在我阵地前，敌人遗留下大片尸体。但我军浴血奋战两天，终因力量悬殊，不得不放弃盘古隘，退守筠门岭阵地。这时，我们全师还保持有七千多人，我们深感任务艰巨，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窝火。

我们这个师，是由工人师中调来一个团和粤赣地方兵团扩编而成，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转战于连城、武平、永定、寻乌、上杭、安远、重石、筠门岭、会昌等广大地区，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如鱼得水，接连打胜仗。

可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却被命令分兵把口，困守在碉堡里，捆住自己手脚，硬挺着天天挨敌人的炮轰。以前作战，我们总是越打越“富”，每打一仗，队伍壮大一次，武器得到更新，弹药得到补充。可现在，越打越“穷”。消耗一粒子弹，就少一粒子弹。蒋介石运输大队长运来了那么多物资，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顺利“接收”了。

特别令我们震惊的是，根据地边沿出现了“反水”现象，在敌人重兵压境、威迫、诱骗下，“反水”的人打起白旗，拿着梭镖、土枪，配合敌人的进攻，摇旗呐喊，骚扰我军。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的恶果，使部分中间群众发生动摇，也影响了基本群众，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乘机煽动、破坏，造成我们极大的困难。许多干部和战士心中都笼罩着一团团疑云。盘古隘既失，筠门岭阵地前再没有什么屏障了。

四月二十一日，敌人果然开始了大规模进攻。敌三军七师、八师、独一师倾全力正面强攻，另一个师从右侧后迂回我清溪圩高地的依托阵地。开始，敌人十架飞机在我们阵地轮番扫射、轰炸，随后，炮声尖厉地啸叫，炮弹凌空爆炸。一听就知道敌人换了威力更强的外国大炮，想用猛烈的炮火摧毁我们。筠门岭阵地上，硝烟呛鼻，火焰腾空，山崩石裂。我们的土石碉堡，经不住集中的炮火轰击，一个个都被击毁了。战士们离开碉堡，顽强固守山头阵地。从拂晓打到傍晚，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敌人进攻越来越急、越来越密。这真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同志们沉浸在忘我的激奋中，高喊着“为战友报仇”，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同志们英勇牺牲的精神，使我热血沸腾，但是，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甚至整排整连壮烈牺牲在阵地上，我心里像滚油煎熬般疼痛。

下午，敌人以一个师的兵力密集进攻，炮声响成一片，听不出个儿，浓烟蔽日，烈火腾腾。傍晚，我军阵地终于被突破了，再也无法固守。我随一个营留作殿后，掩护全师转移后撤。部队默默地从阵地上撤下去。

黑暗中，战士们从我身边擦过，几乎个个都是熟人，但都默不作声。有的人看我一眼，虽说是在黑夜，我看到眼光里既有责备，又有同情。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慢慢地走着，几乎是故意落在最后。心想，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真愿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愿在战斗中负伤，打掉必然会落到头上的“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免遭逮捕、关押。

一个同志从我身后匆匆赶来，催促说：“‘三O二’你赶快撤，我们在后面掩护!”

天下雨了，打在脸上，冰凉冰凉，衣服都淋湿了，滴水了，我的眼泪只能往肚里咽，唇焦舌燥，心火直冲喉咙。心里既为失去阵地而难过，更为不知道明天怎么继续战斗而揪心。再不能这样打法了，可是，又能向谁说呢?说了又能顶用吗?

自从第四次反“围剿”后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被撤销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里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不时看到一些熟悉的战友突然被逮捕了，他们被抓的时候，整个头部被黑布缝的袋子罩起来，只留两个窟窿让眼睛看着走路。凭着熟稔的身躯、动作，我们也能猜出这是哪一个，他们一双眼睛，流露出多少迷惑不解和忧虑啊!

有时还会碰到一些熟悉的领导干部，被罚做苦工，他们的头发，被从中剃光，开出一道“马路”来，成了阴阳头，受着不应有的人身侮辱，但他们沉静的目光，显示出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我们还知道，有的同志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甚至被无辜错杀。红军里过去那种一心一意奔革命，生龙活虎的朝气，被一种不安、惊恐的气氛笼罩了。尽管如此，每个人都默默地工作战斗，在心底期待着变化，期待着曙光的出现。

部队撤到筠门岭以北的新开圩，连夜构筑新的碉堡阵地。敌人也因为伤亡惨重，暂时停止了进攻。我们在站塘区李官山一个庙里，召开全师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由我主持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检讨战斗失利的教训。会场笼罩着一片沉闷、压抑的气氛，隐伏在干部们心中的种种疑问，迫切期望着正确的回答。我真有些茫然。从担任连党代表到担任师政委的工作，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也不能坦率回答大家的问题。

正在这时候，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跑来，激动地悄悄对我说：“会昌来了电话，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找前线指挥员讲话。”我猛一听，吃了一惊，心想，毛委员为什么没有在北方战线指挥主力作战，而到南方战线来了昵?好久没有看到他，没有听到他讲话了，想到他那亲切的乡音、透辟的分析说理，心里就漾起了一阵激动。

我跑步来到电话机跟前，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动，我拿起听筒，听筒里传来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你是哪一个呀?”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声音。我紧张而又大声地回答自己的名字，生怕毛委员听不清楚。

毛泽东紧接着问道：“前边敌情怎么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什么动向?”毛泽东的声音从容、安详，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心中的紧张、焦躁情绪消失了。我恢复了镇静，详细报告了前线的情况。

毛泽东接着又问道：“筠门岭的战斗是怎么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们情绪怎样?现在怎样部署的?”我又将筠门岭战斗的经过以及退出阵地后新的防御部署情况和部队整顿情况作了扼要汇报。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在我们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阵地、大家沉重的心情不能解脱的时候，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我们，而是通过对主客观因素、敌我力量对比等情况的分析，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并给予如此恳切的鼓励。

接着，毛泽东又明确、具体地指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

毛泽东还指示我们：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组织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赤卫队，在敌人的侧后方进行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取得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

毛泽东每说一句话，我都从心里喊出：对呀，对呀!这正是毛委员过去指挥我们在几次反“围剿”中打胜仗的办法嘛!毛泽东还指出，对“反水”的人绝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的指示，使我从不利的形势中看到了夺取胜利的希望。

放下电话，我觉得眼前分外明亮。对!我应该赶快把毛泽东同志来到南线的消息告诉大家。我跑步回到会场，同志们看到我那高兴的样子，立刻静了下来。我激动地说：“同志们!毛委员到南线来了!毛委员给了我们很多重要指示……我们又要打胜仗了!”

大家听罢，会场顿时沸腾起来，掌声、口号声响彻了会场。许多同志兴奋得围在一起，一个个眼睛发亮，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全师有名的善于夜战的六十五团第三营营长张国奇同志，不顾头上纱布扎着的伤口的疼痛，举起拳头，带头请战。大家都纷纷要求战斗任务。会议在激昂的战斗气氛中结束。

同志们带着满肚子的烦恼而来，换成了满脸笑容而归。当晚，我们召开了师军政委员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了具体部署：正面放两个营，加固阵地，顶住敌人；以小部队协同地方游击队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做群众工作；主力部队集中整训，准备打仗。

第二天，我们就带领干部到前沿侦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结合部队情况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士们纷纷擦拭武器，打草鞋，抓紧战前练兵，政治情绪分外高涨。筠门岭战斗后，国民党李扬敬的第二纵队以第七师驻守筠门岭；第八师驻盘古隘、澄江、吉潭、寻乌等地；独立第一师严应鱼旅回驻武平和岩前；第五师驻平远城和八尺、大柘。

敌第七师为了巩固筠门岭的防守，常派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进行所谓“扫荡”，甚为猖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根据地，我们在整训中，以有力的小部队，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五六个小仗，除消灭了敌人一些前伸的小部队，敌第七师派出“扫荡”的加强营遭我伏击，全营被歼过半，敌营长朱省亚被击毙，我参战部队在这次伏击战中，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近战歼敌，战场政治工作也十分活跃，发扬了我军的优良战斗作风。此后，敌人只得龟缩在筠门岭，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蒋介石进一步玩弄“借刀杀人”、“一石双鸟”的反革命阴谋，命令陈济棠进攻会昌。陈济棠欲进不能，认为“赣南红军很可怕”，其部下也深感与红军作战“凶多吉少”，是“踩西瓜皮”，“啃硬骨头”，对作战互相推诿。他们既担心红军乘虚反击，又要防止蒋介石突然攻粤。陈济棠乃施展“剿共防蒋”，“外打内通”、“明打暗和”之计，一方面借与红军作战向蒋介石索取大宗饷械；另一方面多次秘密地派人与我作试探性和谈。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巧妙地利用了蒋介石和陈济棠的矛盾，后来在条件成熟时，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应陈济棠的电约，派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同志为总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黄幼敏等举行秘密谈判，经三昼夜的密谈，达成停战协议，使红军和中央机关在突围转移长征时，较顺利地通过陈济棠的管区。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正当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改变不利形势的时候，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组成的中央工作检查团突然要来部队检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同志把他们滞留在会昌，并电话通知我，要我们做好准备。我们都感到惴惴不安。

后来，何长工告诉我：检查团是来者不善，尽管向他们介绍了红二十二师作战勇敢，对筠门岭战斗失利作了客观分析，但是无济于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他们已经定了的方针，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有自己一成不变的框框，一时无法改变。我们向检查团检讨了指挥上的失误，如实汇报了战士的英勇作战和实际困难，也汇报了贯彻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的进展，这好像更加触怒了他们。

他们根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对筠门岭战斗作出了与毛泽东同志完全相反的结论，并对二十二师领导干部和一些中层干部作了不适当的处理：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至于我，说是考虑到我是工人出身，年纪还轻，给予照顾，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当时许多干部对于这种处理，虽然不满意，但没认识到这是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还是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当时，我就这样想：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党需要铁的纪律，个人受点委屈，即使受了不应受的处分，对教育自己和别的党员也有好处。并且，坚定地相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不到半个月，我二十二师六十五团的团长余栋才和团政委张旷生两同志也被关了进来。

当天黄昏，我急切地向余栋才和张旷生同志打听部队情况，他们告诉我说：“你离开部队几天后，毛泽东来到了站塘。”我兴奋地问：“你们见到他没有?”他们详细地告诉我：毛泽东一到站塘就会见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那天晚上，在老百姓一间不大的堂屋里，毛泽东坐在一张方桌旁边，穿着同战士一样的灰色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一双布鞋，桌上摆着砚台、笔墨、纸张、一盏油灯和一只普通的茶杯。他和蔼、亲切地同大家谈话，问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心情，问地方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

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又不断找一些苏区干部，对南线党政军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听完他们的话，我走出屋子，站在静悄悄的星空下，回想着毛泽东同志的话，想着前几次反“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下打的胜仗，想着粉碎第四次“围剿”后周恩来、刘伯承在瑞金同我谈话。

那天，我奉令连夜赶到瑞金，来到城外军委办公的地方，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叫我坐下，喘口气，细心听了我的汇报，又问了部队的情况，谆谆告诫说：“打仗要在主要方向集中兵力，张开五个手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住；还是要按毛泽东同志讲的路子，集中兵力一El一口吃掉敌人。”深夜了，刘伯承同志带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详细地问了部队情况，布置任务说：“敌人还会发动新的进攻，而且会更疯狂，更凶恶。决定你们师到南线，到会昌去，守卫苏区的南大门。你们要部署好，做好各种准备，坚决保卫苏区，消灭敌人。”谈话完了，已经后半夜了。

当时，军委领导同志几乎都是通宵工作，一直到天亮，周副主席要我跟他们一起吃夜饭。桌上摆了四个陶器的小蒸钵，里面是豆腐、青菜，居然有一钵子盛的是猪肉。刘伯承总参谋长说：“这是特意犒劳前线来的同志的。”周副主席用筷子点着说：“你多吃点。你们在前线打仗很辛苦，吃不到的。”说着，用筷子把肉夹到我的碗里。

会昌粤赣省委红军大会场旧址

临别时，周副主席又反复叮嘱我说：“革命的路还很长，要准备吃苦，准备遇到挫折，但是，大家要坚定地走下去。”我又想起了在汀州医院治伤时，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情景时，毛泽东已被王明等人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又身患肺病，也住在汀州傅连障同志主持的福音医院里。

我因在福建作战，腹部受重伤，几个妇女连夜把我抬送到汀州医院，伤势十分危险，亏得傅连障同志及时手术治疗，才慢慢好了起来。毛泽东知道我伤重，把人家送给他的一块牛肉，叫人熬了汤送给我补养身体。当我能下床迈步走路时，傅连障同志挽着我去见毛泽东。他住在原来外国神甫住的房间里，比我在中央警卫营工作时清瘦多了，但是精神仍然健旺，我忍不住眼睛湿润了。

毛泽东同志扶我坐下，问我负伤的情况，问中央警卫营到福建前线作战的情况，当他知道我们按照他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教导，一面打仗，一面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时，十分高兴，他说：“革命的路子，就是要这样子走。”我看毛泽东同志桌子上摆了许多书，摊开的是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我当时看来，这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了。我想，战斗紧张毛泽东同志还如此研究学问，一定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点着书本说：“你们也要好好学习这本书，学会怎么干好革命。”

粤赣省委旧址

想到这些，我思绪万千，彻夜不眠，我不禁在心里喊道：中国革命多么需要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有一大晚上，被关在一起的李绍久同志悄悄对我说：“老弟!你知道不?现在有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听他这么一说，心上更像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一样沉重，交织着忧虑和疑问：为什么我们党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他叹了一口气，话语越来越沉重了：“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十分困难的情形下，毛泽东同志坚持上井冈山，创造了革命根据地，建设了党，建设了红军，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这些重大的事实否认得了吗?”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引我思索。沉默了片刻，他又继续说：“老弟!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最能团结人。真正的共产党和革命者会认清真理的，历史将会证明真理属于哪一方。”我聚精会神倾听他的每一句话，开始第一次意识到党内存在着重大的是非问题。

清平乐 会昌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行军和作战，部队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到达遵义。我们知道中央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大家都翘首盼望着。在一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被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读到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我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捧着这份珍贵的文件，一下子想起来会昌城外，筠门岭战斗之后毛泽东同志打来的电话，当时，感到如同遥见天边的一线曙光，现在，东方已经真的破晓了!就在第二天，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都被放了出来，先后都分配了工作，我也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干部团工作。一些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我把遵义会议决议珍重地装进皮包里，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方强同志简介：

1912年2月13日生，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人。原名方鳌轩，别名方长。码头工人家庭出身。读小学4年，后当码头苦工。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第3师第7团连政治委员。1931年春至1932年4月任红3军团第5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32年8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营政治委员。1933年3月任中革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领导的所在团被授予“红军模范团”称号。同年春至6月任瑞金卫戍区模范团政治委员。6月至8月任红9军团第3师第7团政治委员。9月任粤赣军区第22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1月起任中共粤赣省委员会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同年12月至1935年7月任中央军委纵队干部团总支书记。1935年9月奉命随总司令部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会师。11月奉命编入西路军，参加西征作战。同月至1937年3月任红军西路军第9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在突围中被俘。在狱中组织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坚持斗争，后领导组织被俘人员脱险归队返回陕北。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至12月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至1941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8年12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学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939年初任中央军委华北战地工作考察团团长。1941年3月至9月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1942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候补委员，6月起任西北局民兵工作委员会成员，8月起任西北局友军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12月至1946年8月任合江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分区（亦称依兰军分区）司令员（至1946年4月），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任合江军区党委副书记，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任合江军区政治委员。1945年底至1946年6月任中共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部长，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任中共合江省委常务委员、军事部部长（至1946年8月）。1946年10月至12月任佳木斯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同年12月至1947年2月任司令员。1947年5月至8月任东满独立师师长。同年6月至1948年2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员。1947年9月至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第30师师长，11月至12月任师党委委员。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第141师师长、师党委常委。1948年3月至11月任第10纵队副司令员。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13兵团第47军副军长、党委常委，1949年3月兼任第141师师长。4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4军军长、党委常委。参加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东战役。

方强中将

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军长、党委常委。1950年10月至1951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临时党委书记。1951年6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2月至6月任基地党委书记。同年3月至195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三副司令员，1953年至1960年7月任海军党委常务委员。1954年到苏联伏洛希洛夫海军指挥学院学习。1957年10月至195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9年1月至196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1960年1月至9月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1年底至1969年12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11月起）兼秘书长。1963年9月至1967年5月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3年9月至1977年9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核心小组组长。1979年5月至1982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81年5月至1982年12月任海军党委常务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三大到十七大特邀代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均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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