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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席小丹

编辑 | 刘海川

2021年11月24日，在“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国际日”到来之际，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千千律师事务所发布《“看不见、听不到”的家庭暴力——2017-2020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下称《分析》）。他们在研判1073个案件后得出结论：当前家庭暴力案件审判存在家暴认定率低、受害人举证难、离婚难等问题。

《分析》显示，当前，女性仍是家暴的主要受害群体，在样本中占比94.8%，至少76.33%的原告是在遭遇家暴至少两次之后才起诉离婚。

国务院于1995年8月7日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是我国政策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家庭暴力”概念。从2008年至2011年，全国妇联向全国人大建言，制定一部国家社会领域的综合性反家暴法。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

“《反家暴法》的实施，标志着家暴不再是’家事’。”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发起人万飞介绍，“其中规定的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等措施，让公权力介入阻断家暴有法可依。” 202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将禁止家庭暴力作为婚姻家庭的禁止性规定明确写入法典。

万飞指出，家暴的危害，体现在家暴行为的高致死性，即我国导致死亡的事件中，家暴所占的比例高达。然而5年多以来，各项法律规章并未在保护妇女人身安全方面取得显著效果，据某权益机构2020年报告显示，反家暴法实施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仅公开报道的涉家暴命案就至少有942起，致死1214人，其中致死女性至少920人，占76%，即平均每五天至少有三名妇女因家庭暴力致死。

《分析》中的案例统计，也反映出《反家暴法》实施5年来家暴受害者的维权困境。全部1073份判决书样本中，殴打是最普遍的暴力形式，95.71%（1027人）的原告主张被告曾对其实施过殴打(或称家暴)，其次是辱骂、恐吓威胁。

同时，法庭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存在不同理解，导致很多符合《反家暴法》对家庭暴力定义的案件无法被认定。《分析》指出：“在全部1073个案件中，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有6%；有14%的案件法院判定为“家庭暴力证据不足”；有3%的案件从判决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法庭将原告所提及的家庭暴力认定为互殴；6%的案件法庭承认了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殴打，但仍然没有认定家暴。

值得注意的是，在71%的案件里，法官对是否构成家庭暴力情况并没有做任何回应，或只是提到双方曾“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对于原告来说，法庭对其所提出的家庭暴力做出这样的反馈，相当于变相地驳回或否认了家庭暴力。”《分析》显示。

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表示，对家暴认定标准的不一，体现了执法和司法部门人员仍未淘汰陈旧观念的现实。“’家丑不可外扬，家庭暴力是家务事’等，还存在裁判人员的观念中。一些法官认为，只有严重的肢体暴力行为才构成家暴，而轻微的暴力行为则鲜予以支持。”他说。

“另外，反家庭暴力法在基层的贯彻落实的情况并不乐观。”吕孝权说，“在法院系统里，针对基层法官的反家暴法知识宣传和技能培训工作，尚有欠缺。”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表示，责任部门的一线人员对《反家暴法》的学习、理解、适用仍然不够。她举例，反家暴法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目的是将施暴人和被害人隔离，以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然而，很多基层法院在接受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时候，对证据要求很高，认为保护令会影响夫妻关系。其实，发生家暴以及有发生家暴的现实危害性就可申请，它应该是低门槛的。”

除了执法方面的缺陷，家暴案件的举证难也是家暴受害者维权痛点。《分析》指出，原告（受害人）举证情况非常不乐观，证据有效性不足。

“只有29.8%的原告提交了家庭暴力相关证据，其中超过半数提交了一份孤证。从证据类型看，占比例最大的为家庭暴力相关照片，内容包括伤情照片、家暴现场等，占比33.44%；其次是由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据，如出警记录、调解书等，占比32.81%；第三项为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据，如门诊报告单、诊断结果等，占比28.44%；但照片、出警记录和医院证明往往有效性不足，如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往往因为公安机关的记叙不清或仅记录以“家庭纠纷”而无法对家庭暴力予以认定。”《分析》显示。

鉴于此，全国妇联于近日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详细说明了“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及“证明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操作方法。《指引》提示，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 村（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受害人病历资料、诊疗花费票据，实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录像，身体伤痕和打砸现场照片、录像，加害人保证书、承诺书、悔过书，证人证言、未成年子女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等，均可作为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受害人注意保存或向有关部门申请查阅调取。

另外，如果加害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QQ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威胁、恐吓的，受害人可以录音、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公证处提取电子证据。

除此之外，因家暴而提出离婚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庭足够支持。《分析》显示，“在1073个离婚诉讼中，离婚请求得到支持的占比30.20%（324人）。即使在法院认定被告存在家暴行为的66起案件中，离婚支持率也只达到75.76%，并不能完全准予离婚。在因证据不足未认定家暴的案件中，仅有10%准予离婚；如果被法庭认定了互殴或被告殴打行为，那么离婚的支持率也可以上升至超过40%，部分是因为互殴及殴打可以某种程度反映了原被告双方的感情破裂。但若法庭认为原告所提出的家暴仅仅是“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则支持离婚的比例仅有26.5%。”

李莹介绍，法院在接到离婚案件时，倾向于调解处理，“然而在何种情况下给当事人调解，何种情况下支持当事人离婚，需要做出区分。”她指出，《反家暴法》明确规定，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这类侵害行为既没有次数要求，也没有损害结果的要求。次数和损害后果体现的是暴力程度，是法庭在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判断时的考量。调解内容涉及财产问题、子女抚养的问题，以及离婚与否问题。”

“而暴力行为是不能调解的。”李莹说。

在当前背景下，妇女的人身安全怎样能更好地被法律保护、家暴行为怎样才能被公正地审判？吕孝权认为，根本性工作，是要持续不断地开展针对各个目标群体的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修正常见的家庭暴力认识误区，就应对和处理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实操技能培训，法律的知识宣传普及，”吕孝权表示。“只有观念和意识改变了，家暴案件的审判才有可能改变。”

“其次，要推动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吕孝权表示，“一方面，长期来看，需推动《反家庭暴力法》本身的完善；短期来说，反家暴法现在通过实施5年半，短期之内修订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在这之前，我们应该要推反家庭暴力法相关的配套实施细则。

吕孝权认为，最高法的出台家庭暴力法的司法解释，以及公安部要出台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基本的流程，是两个亟需跟进的配套实施细则。

“通过司法解释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家庭暴力定义细化、举证责任的分配、法院的财产规则，以及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和协助执行等。”他说。

具体来说，《分析》建议，首先应加强证据的固定。“加强公安机关在接到家庭暴力报案时执法的合规性，制度保证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出具，协助符合条件的报案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实《反家暴法》中对被家暴者的保护制度和证据制度，协助报案人留下清晰、完整地证明材料，加强证据固定，为被家暴者通过司法脱离暴力处境提供支持。”

第二，完善家庭暴力司法定义，明确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区分“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家庭矛盾”“互殴”，明确家庭暴力的主体、实施形式以及频次等；考虑与国际前言研究实践接轨，将性暴力、经济控制纳入规制范畴，完善家庭暴力含义。

第三，降低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明确家庭暴力的证据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改变当前“谁主张谁举证”的涉家暴案件举证规则，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在原被告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吕孝权强调，“公安机关出台基本办案流程，则是作为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公安部的违反家庭暴力法的部门规章主要解决首问责任制问题，即解决家庭暴力如何出警，出警之后如何进行固定证据，如何去救助被害人，如何去及时去制止暴力，怎样发告诫书，怎样协助伤情保护令的执行，怎样对加害施加必要惩治等等。如果能为这类流程作出明确规定，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成效一定会事半功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几轮学院教授王曦影表示，要更公正地判决家庭暴力案件，首先要提高公权力部门的人员的性别平等意识、性别暴力认识；其次是支持家暴相关的研究。“家暴领域出现的新热点，比如婚内强奸、经济控制等，尚未写入法律定义，也应该探究。抚养权的争夺以及暴力的代际传递问题，也需要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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