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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飞制作的连续剧《鱿鱼游戏》的全球热映刺激了一些西方舆论。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提到，《鱿鱼游戏》以“不断的流血场面和角色相互之间夸张的残酷行为”展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关于‘自由’，关于个人能动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视角，“把生活描绘成虐待狂的彩票游戏、把贫穷描绘成绝望酷刑室”，“让人害怕”。

网飞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异军突起的美国平台型网络视频企业的代表，而《鱿鱼游戏》也是网飞不得不“走出去”、走向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加地区网络视频付费用户的增量就已基本见顶，逼迫着网飞们向世界其他地区进军，这同时带来一个复杂的文化结果：由网飞在世界其他地区制作的连续剧所引发的长视频领域的“全球流量战争”，突破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传统美国本土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并因为网飞的全球化渠道反向影响了美国社会。

一方面，好莱坞作为传统媒介，并不具备平台型互联网企业的条件和优势，不可能以网飞这样大的力度“走出去”；另一方面，好莱坞即便“走出去”，也还是要受到美国本土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要求的制约。

而网飞则不然，其自制剧可以相对自由地配合落地地区的本土化策略，尽可能适应落地地区的当地文化，进而拉升付费用户的订阅量。

实际上，网飞与韩流的“合流”，从电影《玉子》《雪国列车》时就已经开始，经过“丧尸”类型的《王国》的成功试水，到“大逃杀”类型的《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则又开拓出了新的空间。

随着网飞本地化策略的成功，网飞文化产品的影响力也不再像好莱坞等统媒介那样，只局限于一个或数个地区，而是通过其全球化渠道迅速向外辐射。

在这个意义上，以往符合好莱坞价值观的文化产品，通过包括网飞在内的各类媒介向其他地区单方面辐射的格局也由此被打破；收编了其他地区价值观的文化产品，也通过网飞的全球化渠道反向冲击着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本土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纽约时报》这些美国传统精英对《鱿鱼游戏》的口诛笔伐，既反映出美国主流价值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内在不兼容，也反映出美式全球化在当下所遭遇的深刻困境。

一方面美国文娱资本在其军工联合体推动的美式全球化中一再大肆获利，另一方面美式价值观也在美式全球化过程中走向了其自身的二律背反。

“大逃杀”类型并非《鱿鱼游戏》的发明，在不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幻“废土”、蒸汽朋克等题材和类型中就有着广泛的呈现；只是日本在上世纪末经历“失去的三十年”后，高度“内卷”的社会土壤中，才被“提纯”为今天的“大逃杀”类型，并在更为压抑的韩国财阀型社会中“开花结果”。

显然，这是一种脱离传统好莱坞经典叙事的特殊类型。例如在传统好莱坞的一些固定套路中，无论背景和过程揭露了怎样的社会阴暗面，最终总要回归由符合中产阶级想象的白人中青年男性，以个人奋斗解开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冲突并留下“光明的尾巴”作为结局。

而“大逃杀”类型则从头至尾呈现出的都是一个由残酷的自然选择所支配的社会结构，传统资本主义精英所试图构建和吹嘘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秩序彻底消失。

在《鱿鱼游戏》中，就既没有符合传统资本主义精英想象的“美国队长”“钢铁侠”“蝙蝠侠”“超人”来维持正义，也没有被巧妙地赋予原罪色彩的“小丑”式的无政府主义随机暴力快感的R级释放，最后留下的只是一个纯粹杀戮的暗黑结局。

西方舆论对于《鱿鱼游戏》的争议，确实是美式全球化的内在分裂，但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本身的深层结构性危机。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如何，不断“走出去”的网飞已经在我国港澳台地区、近邻的日韩及东南亚国家站稳了脚跟，长视频领域的“全球流量战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迫在眉睫。

（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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